第2章 周纪一 威烈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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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的指责,直接自己称王就行了,何必还假惺惺地找周天子要名分?要是不请示就自立,那就是人人喊打的乱臣贼子,但凡有像齐桓公、晋文公那样尊王攘夷的霸主,肯定得打着正义旗号来讨伐他们。

    但现在他们找周天子要名分,周天子还同意了,那就相当于天子认证的诸侯,谁还敢来讨伐?所以说,韩、赵、魏被封为诸侯,不是他们破坏了规矩,而是周天子自己亲手把“名分”的规矩给砸了! 唉!君臣之间的规矩彻底垮台后,整个天下就变成了“拳头硬才是硬道理”“谁有脑子谁称霸”的修罗场。

    那些圣贤的后代好不容易当上诸侯,结果最后连自己的国家都保不住,全灭了。

    老百姓更惨,战火纷飞下死伤无数,几乎都快没了活路,这也太惨了! 评论 这段文字出自《资治通鉴》开篇,司马光以“三家分晋”为切入点,构建了一套以“礼制名分”为核心的政治哲学。

    他将周王室册封韩、赵、魏为诸侯的行为,视为“自坏礼制”的开端,深刻揭示了春秋战国时期从“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”到“自诸侯出”的权力解构过程。

     从政治逻辑看,司马光强调“名分”是维系专制秩序的根本,认为即便周室衰微,天子仍需固守“礼制”这一精神权威,否则将引发“以智力相雄长”的乱世。

    这种观点本质上是为宋代中央集权制度提供历史合法性——通过批判周室失序,隐喻皇权需以“名分”统摄天下。

    其核心矛盾在于:当“礼制”与现实权力格局脱节时(如三晋势强),单纯强调“守名分”是否具有可行性?司马光以晋文公不敢违逆襄王为例,实则忽略了春秋至战国时期“实力决定地位”的历史趋势,带有理想化的政治诉求。

     从历史影响看,这篇评论奠定了《资治通鉴》“以史鉴政”的基调。

    司马光将“三家分晋”上升为“君臣之礼崩坏”的标志性事件,而非简单的权力博弈,反映了儒家“德治”思想对历史叙事的渗透。

    此后两千年,“名分”与“礼制”始终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议题,既约束着皇权的过度扩张,也为臣下“清议”提供了理论依据。

    但另一方面,这种强调等级秩序的观念,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流动与思想多元,成为传统政治文化保守性的重要根源。

     值得注意的是,司马光对“名器不可假人”的强调,暗含着对宋代“强干弱枝”政策的肯定——通过强化中央对“名分”“器物”的垄断,防止地方势力坐大。

    这种历史解读与现实政治的互文,使得《资治通鉴》不仅是一部历史着作,更成为北宋士大夫参与政治建构的思想载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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