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0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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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。
尽管家财万贯，沃尔恰尼诺夫的家人一直住在乡间，不论夏天冬天从不离开。
莉季娅在舍尔科夫卡的地方自治会办的小学任教，每月领二十五卢布薪水。
她就靠这笔收入维持自己的生计，她为能自食其力而感到自豪。
“这个家庭挺有意思，”别洛库罗夫说，“好吧，我们哪天去看看她们。
她们会欢迎您的。
” 一个节日的午后，我们想起了沃尔恰尼诺夫一家人，便动身到舍尔科夫卡去拜访她们。
母亲和两个女儿都在家。
母亲叶卡捷琳娜?帕夫洛夫娜当初想必挺有几分姿色，不过现在身体发胖，精神萎靡不振，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大，还害着哮喘病。
她神色忧郁而恍惚，尽量跟我聊绘画方面的话题。
事先她从女儿那里得知，我可能会去舍尔科夫卡，她仓促间想起了在莫斯科的画展上曾见过我的两幅风景画。
现在她就问我，在这些画里我想表现什么。
莉季娅，家里人都叫她丽达，大部分时间在跟别洛库罗夫交谈，很少跟我说话。
她神态严肃，不苟言笑，问他为什么不到地方自治机关任职，为什么他至今一次也没有参加过地方自治会的会议。
“这样不好，彼得?彼得罗维奇，”她责备说，“不好。
该惭愧才是。
” “说得对，丽达说得对，”母亲附和道，“这样不好。
” “我们全县现在是拉巴金一手遮天，”丽达转向我，接着说，“他本人是县地方自治局执行委员会主席，他把县里的所有职位都让他的那些侄儿和女婿占着，自己为所欲为。
应当起来斗争才是。
青年人应当组成强有力的一派。
可是您看到了，我们这儿的青年人是怎么样的。
惭愧啊，彼得?彼得罗维奇！” 大家谈论地方自治局的时候，妹妹任妮亚一声不吭。
她向来不参加严肃的谈话。
家里人还不把她当作大人看待，由于她小，大家叫她蜜修斯[57]，这是因为她小时候称呼她的家庭女教师为蜜斯的缘故。
她一直好奇地望着我，当我翻看相册时，她不时为我解释：“这是叔叔……这是教父……”还用纤细的手指点着相片。
这时她像孩子般把肩头贴着我，我便在近处看到她那柔弱的尚未发育的胸脯、消瘦的肩膀、发辫和紧束着腰带的苗条身躯。
我们玩槌球，打网球[58]，在花园里散步，喝茶。
晚餐时消磨了很长时间。
在住惯了又大又空的圆柱大厅之后，来到这幢不大却很舒适的房子里一时还有点儿不适应。
这里的四壁没有粗劣的石版画，这里对仆人以“您”相称，这里因为有了丽达和蜜修斯一切都显得年轻而纯洁，到处都呈现出上流社会的氛围。
餐桌上，丽达又跟别洛库罗夫谈起县地方自治局、拉巴金和学校图书馆。
这是一位充满活力、真诚、有坚定信念的姑娘，听她讲话很有意思，只是她话太多，声调很高―― 这大概是她做老师养成的习惯。
可是我的那位彼得?彼得罗维奇，从上大学起，就喜欢把普通的谈论引向争论，而且讲起话来枯燥无味、拖沓冗长，总想炫耀自己是个有头脑的进步人士。
他做手势的时候，袖子带翻了一碗调味汁，弄得桌布上一摊油渍，可是除了我，好像没有引起谁的注意。
我们回家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，四下里一片寂静。
“良好的教养不在于你不弄翻调味汁、弄脏桌布，而在于别人弄翻了你只当没看见，”别洛库罗夫说完叹了一口气，“是啊，这是个了不起的、有教养的家庭。
我跟这些高尚的人很少联系了，我远远落在这些优秀人物之后了！成天忙忙碌碌！忙忙碌碌！” 他讲到，如果你想把农业经营得出色，就必须付出许多辛劳。
而我却想：他这人多么迟钝、懒散！每当他谈起什么正经事，就故意拖长声调，哎呀哎呀的，干起事来，跟说话一样―― 慢腾腾，拖拖拉拉，错失时机。
我对他的办事认真已经不大相信，因为我曾托他去邮局发几封信，他却一连几个星期把信揣在自己的口袋里忘了寄出去。
“最难以忍受的是，”他跟我并排走着，嘟哝道，“最难以忍受的是，你辛辛苦苦地工作，却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。
得不到丝毫同情！” 二 此后我经常去沃尔恰尼诺夫家。
通常我坐在凉台最下一级的台阶上。
我心情苦闷，对自己不满，惋惜我的生活匆匆流逝，索然无味。
我老想，我的心变得如此沉重，真该把它从胸腔里挖出来才好。
这时候凉台上有人说话，响起衣裙的?O?@声和翻书声。
我对丽达的活动很快就见怪不怪了：白天她给病人看病，分发书本，经常不戴帽子、打着伞到村子里去；晚上则大声谈论着地方自治局和学校的事。
这个苗条、漂亮、神态始终严肃、小嘴轮廓分明的姑娘，只要一谈起正经话题，总是冷冷地对我说： “您对这种事是不会感兴趣的。
” 她对我没有好感。
她之所以不喜欢我，是因为我是风景画家，在我的那些画里不反映人民的困苦，而且她觉得，我对她坚信不疑的事业是漠不关心的。
我不由得记起一件往事，一次我路过贝加尔湖畔，遇到一个骑在马上、穿一身蓝布裤褂的布里亚特族[59]姑娘。
我问她，可否把她的烟袋卖给我。
我们说话的时候，她一直轻蔑地看着我这张欧洲人的脸和我的帽子，不一会儿就懒得搭
尽管家财万贯，沃尔恰尼诺夫的家人一直住在乡间，不论夏天冬天从不离开。
莉季娅在舍尔科夫卡的地方自治会办的小学任教，每月领二十五卢布薪水。
她就靠这笔收入维持自己的生计，她为能自食其力而感到自豪。
“这个家庭挺有意思，”别洛库罗夫说，“好吧，我们哪天去看看她们。
她们会欢迎您的。
” 一个节日的午后，我们想起了沃尔恰尼诺夫一家人，便动身到舍尔科夫卡去拜访她们。
母亲和两个女儿都在家。
母亲叶卡捷琳娜?帕夫洛夫娜当初想必挺有几分姿色，不过现在身体发胖，精神萎靡不振，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大，还害着哮喘病。
她神色忧郁而恍惚，尽量跟我聊绘画方面的话题。
事先她从女儿那里得知，我可能会去舍尔科夫卡，她仓促间想起了在莫斯科的画展上曾见过我的两幅风景画。
现在她就问我，在这些画里我想表现什么。
莉季娅，家里人都叫她丽达，大部分时间在跟别洛库罗夫交谈，很少跟我说话。
她神态严肃，不苟言笑，问他为什么不到地方自治机关任职，为什么他至今一次也没有参加过地方自治会的会议。
“这样不好，彼得?彼得罗维奇，”她责备说，“不好。
该惭愧才是。
” “说得对，丽达说得对，”母亲附和道，“这样不好。
” “我们全县现在是拉巴金一手遮天，”丽达转向我，接着说，“他本人是县地方自治局执行委员会主席，他把县里的所有职位都让他的那些侄儿和女婿占着，自己为所欲为。
应当起来斗争才是。
青年人应当组成强有力的一派。
可是您看到了，我们这儿的青年人是怎么样的。
惭愧啊，彼得?彼得罗维奇！” 大家谈论地方自治局的时候，妹妹任妮亚一声不吭。
她向来不参加严肃的谈话。
家里人还不把她当作大人看待，由于她小，大家叫她蜜修斯[57]，这是因为她小时候称呼她的家庭女教师为蜜斯的缘故。
她一直好奇地望着我，当我翻看相册时，她不时为我解释：“这是叔叔……这是教父……”还用纤细的手指点着相片。
这时她像孩子般把肩头贴着我，我便在近处看到她那柔弱的尚未发育的胸脯、消瘦的肩膀、发辫和紧束着腰带的苗条身躯。
我们玩槌球，打网球[58]，在花园里散步，喝茶。
晚餐时消磨了很长时间。
在住惯了又大又空的圆柱大厅之后，来到这幢不大却很舒适的房子里一时还有点儿不适应。
这里的四壁没有粗劣的石版画，这里对仆人以“您”相称，这里因为有了丽达和蜜修斯一切都显得年轻而纯洁，到处都呈现出上流社会的氛围。
餐桌上，丽达又跟别洛库罗夫谈起县地方自治局、拉巴金和学校图书馆。
这是一位充满活力、真诚、有坚定信念的姑娘，听她讲话很有意思，只是她话太多，声调很高―― 这大概是她做老师养成的习惯。
可是我的那位彼得?彼得罗维奇，从上大学起，就喜欢把普通的谈论引向争论，而且讲起话来枯燥无味、拖沓冗长，总想炫耀自己是个有头脑的进步人士。
他做手势的时候，袖子带翻了一碗调味汁，弄得桌布上一摊油渍，可是除了我，好像没有引起谁的注意。
我们回家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，四下里一片寂静。
“良好的教养不在于你不弄翻调味汁、弄脏桌布，而在于别人弄翻了你只当没看见，”别洛库罗夫说完叹了一口气，“是啊，这是个了不起的、有教养的家庭。
我跟这些高尚的人很少联系了，我远远落在这些优秀人物之后了！成天忙忙碌碌！忙忙碌碌！” 他讲到，如果你想把农业经营得出色，就必须付出许多辛劳。
而我却想：他这人多么迟钝、懒散！每当他谈起什么正经事，就故意拖长声调，哎呀哎呀的，干起事来，跟说话一样―― 慢腾腾，拖拖拉拉，错失时机。
我对他的办事认真已经不大相信，因为我曾托他去邮局发几封信，他却一连几个星期把信揣在自己的口袋里忘了寄出去。
“最难以忍受的是，”他跟我并排走着，嘟哝道，“最难以忍受的是，你辛辛苦苦地工作，却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。
得不到丝毫同情！” 二 此后我经常去沃尔恰尼诺夫家。
通常我坐在凉台最下一级的台阶上。
我心情苦闷，对自己不满，惋惜我的生活匆匆流逝，索然无味。
我老想，我的心变得如此沉重，真该把它从胸腔里挖出来才好。
这时候凉台上有人说话，响起衣裙的?O?@声和翻书声。
我对丽达的活动很快就见怪不怪了：白天她给病人看病，分发书本，经常不戴帽子、打着伞到村子里去；晚上则大声谈论着地方自治局和学校的事。
这个苗条、漂亮、神态始终严肃、小嘴轮廓分明的姑娘，只要一谈起正经话题，总是冷冷地对我说： “您对这种事是不会感兴趣的。
” 她对我没有好感。
她之所以不喜欢我，是因为我是风景画家，在我的那些画里不反映人民的困苦，而且她觉得，我对她坚信不疑的事业是漠不关心的。
我不由得记起一件往事，一次我路过贝加尔湖畔，遇到一个骑在马上、穿一身蓝布裤褂的布里亚特族[59]姑娘。
我问她，可否把她的烟袋卖给我。
我们说话的时候，她一直轻蔑地看着我这张欧洲人的脸和我的帽子，不一会儿就懒得搭